資本主義：從特權壟斷到創新壟斷

　　亞當·斯密曾指出：“分工一經完全確立———一切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或者說，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為商人，而社會本身，嚴格地說，也成為商業社會。”進一步地說，只要有社會分工，就會有交換或者市場。或者說，各種類型的市場，構成了一切商業社會經濟運行的基石。

　　即便歷史上那些擁有特權的人，也是在交換和分工中獲取財富的。拿中世紀西歐自給自足程度很高的莊園主和農奴之間的關系來說。莊園主和農奴之間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一種交換的關系，他們之間也存在一個“勞務買賣”的市場。但是，由于莊園主擁有土地和限制農奴自由遷徙這兩大“特權”，這一勞務買賣市場的市場結構與后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勞務買賣市場的市場結構是不一樣的。具體而言，這兩種市場在市場結構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由于單個莊園主享有限制其農奴的人身自由的特權，從而壟斷了對其農奴勞務的需求，形成一種“特權壟斷”，并導致封建社會勞務市場的分割。按照經濟學理論，在莊園主壟斷了對農奴勞務的需求的條件下，其支付給農奴的工資會低于許多莊園主為爭取農奴勞務而相互競爭狀態下的工資。而資本主義在西歐農村興起的過程，就是一個莊園主在面臨農奴遷移或者逃亡的壓力下，逐漸給予農奴更多自主權的過程；與此不同的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地選擇雇主；當然，雇主也可以自由選擇工人。這樣，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務市場更加接近完全競爭市場，并趨于全國統一，而工人得到的工資也更接近完全競爭狀態下的工資。

　　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的興起，也是一個打破特權壟斷的過程。在中世紀的城市中，行會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壟斷組織。行會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卡特爾式的壟斷組織，它通過對每個行會會員施加各種約束，來避免會員之間的競爭，從而提高整個行業的收益。對會員的限制包括規模、技術、經營方式等各方面。不僅如此，行會還嚴格控制新進入者的加入和抵制來自外地的競爭。因此，在行會制度下，行業內的會員們實際上擁有壟斷經營的特權。消除這種特權壟斷形式的動力，來自行會內部。根據經濟學理論，卡特爾組織是不穩定的。這是因為，參加該協議的每個會員都有動機偏離該協議的規定，卡特爾協議容易被古諾均衡或者伯川德均衡所替代。這是行會在限制競爭方面的作用逐步消失的根本動力。特別是那些在經營能力和技術上具有優勢的會員，最有動力來突破行會的約束。事實上，對行會的改革，就是在富裕會員取得了對行會的控制權之后推行的。當然，其行為也得到了城市當局的支持。

　　可以說，資本主義的興起，就是一個不斷打破那些充斥于封建時代的市場中的各種“特權壟斷”、讓這些市場趨向完全競爭的過程。這種觀念，可以從古典的自由放任主義在英國興起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成為主流的經濟政策觀以及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中得到佐證。按照經濟學理論，壟斷降低經濟效率，因此，打破壟斷就能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資本主義在其誕生一百年間所創造的財富是人類過去幾千年所創造的財富的總和”，這也揭示了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制度變遷的方向。

　　特權壟斷的消除，將是一個需要持續努力的漫長過程。在現代社會，除了法律明確賦予的特權所帶來的壟斷外，市場發展過程中也會出現實質性的壟斷，即經濟學家們通常提及的經濟壟斷。當一個企業在市場中擁有了壟斷位置之后，便可能擁有了一些別的企業無法擁有的“市場力量”。借助這一力量，企業可以享有獨特的談判和定價優勢。加爾布雷思就曾經指出，在美國經濟體系中處于支配地位的大企業實質上擁有對中小企業進行剝削的權力，而這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分配的重要特征。這種權力，就是一種借助于對物的所有權而“自然而然地”獲得的特權。在今天美國等國家實施的反壟斷法，就是以消除這一新形式的特權壟斷為主要內容的。

　　從市場結構的角度看，伴隨各類特權壟斷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是創新壟斷的興起。創新壟斷是不同于特權壟斷的一種壟斷形式，是人們對自己的智力創新成果享有排他性權利（主要通過知識產權）而獲得的市場支配權力。當代經濟增長，就主要歸功于各類創新以及人力資本的貢獻。

　　與特權壟斷相比，創新壟斷的最大特點是，有助于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一方面，從效率角度講，人類提倡創新壟斷的根本出發點是為了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在知識產權制度的保護下，生產者享有對其創新成果的壟斷，而這一壟斷權則會通過誘發創新等渠道增進整個社會的福利。與此相比，壟斷帶來的靜態福利損失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特權壟斷卻不同。特權壟斷的最典型特征就是，雖然這類壟斷給特權階層帶來了超額經濟租，但同時卻會降低社會的總福利。因此，從經濟學理論角度上講，只要打破特權壟斷，就會增進整體社會福利。在資本主義的興起過程中，自由競爭替代特權壟斷，增進了社會福利，也就促進了社會的繁榮和進步。可以說，對社會福利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正是特權壟斷和創新壟斷之間最本質性的差別，也是為什么前者日趨消亡而后者日漸興盛的根本原因。

　　不過，在某些具體情形下，特權壟斷和創新壟斷并不是那么容易區分的。創新壟斷可能會演變成特權壟斷。例如，歷史上曾經有人獲得了“汽車”專利，這意味著，別人要生產汽車，就得向其繳納專利許可費。這與一些實行行業管制、頒發進入許可證的國家收取進入許可費并無二樣。這種專利，本來是一種創新壟斷。但是，從后來的發展趨勢來看，該項創新壟斷妨礙了汽車技術的進一步創新，阻礙了汽車的大規模生產，從而妨礙了社會福利的增進。最終該項專利權被取消了。可以說，“汽車”專利從創新壟斷轉變成了特權壟斷。

　　另一方面，創新壟斷，具有更加公平的一面。

　　任何人，不論出身，只要其創新的成果達到法律規定的要求，就可以獲得對其智力成果的壟斷權。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壟斷權，是補償創新者從事創新活動所付出的代價和風險所必需的。而且，一項具體的創新壟斷權往往是有期限限制的，還面臨著來自其他潛在創新者的競爭。因此，擁有該項權利的人，很難一勞永逸，或者將該項權利無限制地世襲下去。而特權壟斷則不然，特權壟斷是賦予特定利益集團的一種壟斷權，通常具有世襲的特點。

　　正是由于創新壟斷的上述特征，人們對創新壟斷采取了寬容和鼓勵的態度。因此，可以說，人類社會就是從不斷地打破特權壟斷、使社會走向“更加公平的競爭”的過程。這種競爭，并不排斥壟斷的存在，相反，正是通過各種創新壟斷權之間的競爭而實現的。當然，創新壟斷本身也可能演變成一種對社會不利的特權，因此，現代社會對其也在采取一些限制措施。

　　可見，特權壟斷和創新壟斷這一對概念，側重于從市場結構的角度來理解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演化。
  　對當前反壟斷的若干認識

　　在反壟斷這件任務上，中國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既包括了一些發達國家經歷了漫長的實踐之后才得以解決的問題，也包括了這些國家近來關注的新問題。同時，中國的國情還決定了其特殊性。國情之一，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占據了壟斷地位。

　　為了分析現階段面臨的壟斷問題，我們需要先澄清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產權問題和壟斷問題之間的關系。

　　產權問題和壟斷問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即便將國有壟斷企業的股份轉讓給私人，或者通過上市讓其股份分散化，甚至將其賣給外資，這些企業的壟斷地位也不會因此而發生變化，反壟斷的任務依然還會存在。換句話說，只要這些企業客觀上占據了市場壟斷地位，并濫用了其壟斷權力，就存在壟斷問題，而不管其大股東是政府、居民還是外資。事實上，那些市場份額高的公共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就正是美國反壟斷當局特別關注的對象。

　　盡管產權問題和壟斷問題是兩個不同的問題。但目前，這兩個問題是聯系在一起的，產權問題使中國的反壟斷問題顯得更加復雜。對于如何理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國理論界的認識依然處于探索中。在理論探索的過程中，免不了對誤導性觀點的批判。例如，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問題是，在我國國有企業的改制或者產權變動中，一些國有壟斷企業到海外上市了，而反壟斷法的出臺和貫徹實施，可能會減少這些企業的壟斷租金，從而不利于海外投資者。針對這一問題，有學者指出，應該在反壟斷法實施之前，給予這些海外投資者一筆補償。其理由是，當外國投資者投資于這些公司時，對這些公司的期望主要就是基于這些公司的壟斷地位，而不是基于這些公司的競爭能力，因此，當政策變動時，應該對這些外國投資者進行補償。這一看法，不管是從理論上講還是從操作上講都站不住腳。而且，這一觀念可能會造成的負面后果是，政府當局可能會在《反壟斷法》的出臺和實施上有更多顧忌，而且，一些不希望反壟斷制度出臺的團體也會找到一個新的反對借口。最終結果是，一項明顯有助于增進社會效率的政策（即反壟斷制度的建立和實施）一延再延。

　　其實，產權問題對壟斷問題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產權格局對壟斷程度的影響上。當前產權格局，存在著使壟斷問題更加嚴重的可能。例如，作為國有企業的壟斷企業，可以享受許多民營企業無法享有的優惠待遇或者擁有后者無法擁有的一些關鍵資源（如融資優勢），這種由于產權性質不同而導致的經營環境上的差異，勢必會使得作為潛在進入者的民營企業無法與在位企業展開競爭，往往只能作為市場中拾遺補缺的配角。這無疑進一步助長了在位企業的壟斷地位；又如，在長期的計劃體制下，國有壟斷企業與行業主管部門之間形成了密切的聯系。即便這兩者之間的“父子血緣”關系終結，主管部門重新定位成“整個行業的規制者和監管者”，但是，主管部門依然可能是一股維持國有企業現有壟斷地位的力量。施蒂格勒就曾指出，在規制過程中，在位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對政策進行誘導，使其對自己更有利，而這種利益往往是通過排斥競爭來實現的。在我國，很難說這一問題不會存在。

　　可能正是上述種種原因，導致了當前出現了一種似乎令人費解的局面。一般而言，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公有、代理成本高，所以往往競爭不過私人企業。因此，一旦放開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的話，退出的往往是國有企業。但是，在中國政府出臺并實施《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三十六條）之后，民營企業依然難以與在位企業展開實質意義上的競爭。這與上述產權格局的影響不無關系。

　　在這里，筆者要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在產權調整的過程中，來部分地解決壟斷問題。例如，在國有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可以將企業的不同部分分別出售給不同的主體。這不僅僅是在股權上的分散，而是意味著對整個企業實體的分拆出售。這樣，一個大企業，會分散成為若干業務上相關聯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再想阻止潛在競爭者的進入，就困難多了。

　　我們需要澄清的第二個方面的問題是，行政準入問題和壟斷問題不是一回事。

　　目前，政府明文規定，允許民營企業進入所有關鍵行業。而且，在市場進入上，外資也享有國民待遇。但是，這并不能解決壟斷問題。為什么呢？這是因為，盡管行政性的進入壁壘消除了，但還存在各種非行政性壁壘，例如在位企業通過有意識地行使妨礙性策略而形成的進入壁壘。

　　因此，放開行政準入，雖然在建立和實施反壟斷制度的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但絕對還沒有達到真正的目標。目前，存在一種傾向，認為反壟斷主要就是反對政府對行業的進入限制，或者說反對“行政壟斷”。這種觀點，乍一看顯得很有道理，但是，其實是錯誤的。這是因為，即便取消進入限制，原有壟斷狀態下的市場結構和市場行為也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經濟效率也無從提高。事實上，通過政府來限制其他企業的進入，只是在位企業獲取和維持壟斷地位的手段之一，如果將反壟斷的目標僅僅限定于此，那么，反壟斷制度運行的效果勢必會大打折扣。

　　在澄清這兩個問題之后，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政策操作上的啟示：

　　（1）不管是不是國有企業，只要該企業利用其市場力量，導致了社會福利的降低，就應該成為反壟斷法規制的對象；

　　（2）可以在解決產權問題的過程中，同時解決部分壟斷問題；

　　（3）行政性進入壁壘只是被在位企業用來維護其壟斷地位的一種手段。因此，在反壟斷法中，還需要采取其他各種措施，來促進公平競爭，實現經濟效率的真正提高。

　　接下來，讓我們結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壟斷形式的歷史演變過程，來勾畫出中國反壟斷法所擔負的復雜使命。筆者認為，如何處理特權壟斷和創新壟斷這兩類壟斷，也將是中國反壟斷法的主要內容。但是，人們卻通常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取消行政性進入壁壘上，甚至用“行政壟斷”這個詞來概括國有企業的壟斷問題。不可否認，行政性進入壁壘的取消，確實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當行政性進入壁壘被拆除之后，如何才能真正地消除壟斷導致的低效率。

　　目前，《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三十六條）等文件的出臺，已經“放倒”了行政性進入壁壘，但是，許多國有壟斷行業的局面并沒有出現多少改觀。這說明，到了將注意力從行政性壁壘的取消轉移到對“特權壟斷”和“創新壟斷”進行實質性規制的時候了。

　　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上，中國政府需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花了幾百年時間才完成的事情。而反壟斷制度的建設也同樣集中體現了這一特征。筆者認為，總體上講，就反壟斷制度的建設而言，主要應當關注三個方面。其一，廢除特權壟斷賴以存在的一大根源即各種形式的特權。例如，將市場進入的特權賦予少數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被廢止。而在中國，這種市場進入特權的明文廢止，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情；其二，防止市場集中導致的壟斷，是資本主義國家反壟斷法長期關注的主要內容。在中國，隨著行政特權的取消，這一問題將成為反壟斷的主要對象；其三，防止創新壟斷走向過度，是資本主義國家反壟斷政策當前關注的又一焦點，在中國這一問題也日益引起關注。

　　（吳欣望新疆石河子大學經貿學院；

　　朱全濤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