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企業家為何如此吝嗇？

　　最近一個話題就是清華北大淪落二流大學。對于這個話題固然有許多話要講，而我一直思考的是國內的企業家非常吝嗇，各種人才包括國內的，留學歸國的，各種層次的人才由它挑揀，企業知名度越大對人才的挑剔就越苛刻。但是無論大小企業對人才的培養卻非常冷淡，幾乎是鐵公雞——一毛不拔。
　　
　　如果說國內的人才培養與需求脫節，大凡與企業對培養人才的淡漠相關。國內的企業發展不快，特別是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有獨立知識產權的產品不多，這個板子不能都打到高校的身上，企業對高等教育發展的關注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都說美國的哈佛、麻省理工等大學好，這些學校學生可以獲得高額獎學金，這些學校教授可以獲得非常高的報酬。那么這些學校的錢是從哪里來的？稍微了解一點國外大學情況的人都知道，像哈佛這樣一個大學，嚴格意義上講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在美國有一個說法，沒有美國就有哈佛，哈佛的出現是在這塊大陸的移民為了培養后裔，為了發展經濟所建設的。哈佛大學經費來源除了政府的研究資助，還有的就是企業捐款。目前哈佛已有180多億美元的捐款，由一個強大的投資管理公司——哈佛管理公司進行投資使之保值增值。如今來自投資的收益成為哈佛每年收入中最大的一項，占32%。實際上世界一流大學都接受這種捐贈，一些企業巨頭都是把巨款捐給高等教育，為社會培養人才。這樣大學培養人才和社會需求就能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是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的一個支點。

　　有許多情況我也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香港有兩位企業家執著于國內高等教育的捐贈，一位是邵逸夫，另一位是朱敬文。

　　多年來，邵逸夫捐助超過數以十億計款項，為國內與香港兩地建設教育、醫療設施等。香港多間專上院校的建設曾得邵逸夫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的逸夫書院、香港大學的邵逸夫樓、香港城市大學的邵逸夫圖書館等。同樣逸夫樓也布遍國內高校。

　　1984年朱敬文先生在香港成立"朱敬文教育基金會"，1985年在港正式注冊為一個不牟利的慈善機構，并開始把捐助重點轉向了改革開放的祖國大陸。并設立朱敬文獎助學金，倡導 “育人為本、德育為先”。朱敬文先生把全部遺產全部轉入“朱敬文教育基金會”，在朱敬文誕辰10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蘇州大學校長透露，蘇州大學已獲得資助 1800 多萬元人民幣，有 12000 多名學生獲得獎助，此外，敬文圖書館以及附屬兒童醫院的建設也受到了基金會的積極捐助。

　　香港的企業家能做到，為啥國內的企業就不能做到？

　　清華與北大這樣的高校，每年得到政府財政撥款是國內最多的學校，這些錢究用在何處，產生多大的社會效益就很難說得清楚，這兩所學校由于很少受到國內企業捐贈，國內企業與這兩所學校的聯手發展也就變得非常淡漠。人們說這兩所學校是國外知名大學的預科，也正是體現整個辦學與企業發展聯姻的軟肋。

　　教育部長周濟最近在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評價中創新亟待解決四大問題：科研力量較分散；低水平重復時有所見；科研缺乏核心競爭力；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筆者以為企業發展與高校的分離是致命的弱點。

　　計劃經濟時代有許多部屬高校，例如煤炭部下屬就有許多高校，并為當時煤炭發展現代化提供急需的人才。現在沒有人資助煤炭院校，中國僅存的采礦專業越來越少，而且畢業生也都不去煤炭系統，礦難頻發與技術落后也是有一定的關系，這就是企業發展與高等教育互相脫離的最終結果。

　　一流的技術，一流的產品，始終是產業與科研結合的產物，是科學技術在企業轉換為先進生產力的結果，企業白手拿魚，引進一些人才由于并不是依據企業發展需求培養的，因此難免先天不足。有些并不是大學的過錯，而是國內企業家的短見，要發展就要注重人才培養，就要學會和高校聯手。

　　其實就是普通的技術工人的培養，企業也需要和職業學校或者高等職業技術學校聯手，山東平度職業教育的經驗者是體現這個精神。

　　如果企業總是想白手拿魚，如此吝嗇，企業發展與高校發展將同樣面臨尷尬的局面。

　　筆者在寫這篇貼文之前，聽說國外有一家審計師事務所在國內錄用雇員，不看你學的是什么專業，只考察應聘者的素質。錄用后再按照他們的需求培訓三年，并且要求通過國家審計師的考核，三年工資照發，每年遞增，一次通過還發獎金。如此用人機制真是值得國內企業家深思。國內大學也應當從這個故事中有所啟發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