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的羅斌終于接到了一單好生意。早上六點他就催促手下的10個工人起床，將裝在木箱盒子里的各式各樣的銅構件裝載到卡車上。“十點半發貨”，羅高興地對工人們說。

　　作為溫州市附近有“中國電器之都”美名的柳市鎮的一家銅加工小企業主，羅太渴望有這樣的生意了。在過去整整1年，他和這里大大小小的同行一樣，面臨越來越大的資金周轉壓力——以目前的銅價，過去只需50萬元資金就可周轉的單子，現在需要150多萬元。由于缺少資金，羅只能減少庫存，采取“小批多次”的進貨方式，但較低的庫存經常無法保證企業穩定生產，運輸費也超支，他還要養活工人。在剛剛為自己的產品小幅度漲價5%后，銷售量就比上月減少了10%。當地已有不少銅加工企業頂不住紛紛減產，甚至停產。羅不為所動，他說服妻子將所有的現金壓上。

　　但僅僅兩個小時后，羅又一次遭到了打擊，采購商在八點打來電話，要求維持以往的價格，而且希望能夠將貨款推遲一個月。羅接完電話，在那里發呆，不斷打哈欠，“肯定不行，生意沒法做了”，他對工人們無奈地說完，就退身屋內，爬到房頂上望著甌江吸煙。腳下的屋頂上是淘洗上來的銅屑，在銅屑旁邊矗立著一整塊鋁板，上面用紅色油漆寫著銅構件加工以及羅的手機號碼。

　　在中國民營經濟最為活躍的溫州以及長三角地帶，這樣的故事有可能每天都在上演。對羅這樣的小型企業以及產業鏈上的中大型企業來說，過去的一年，似乎是災難性的一年——勞動力、土地和電力價格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上漲；銅和基于石油的塑料制品等主要原材料的價格則呈指數級上漲。而根據浙江省電器行業協會秘書長胡里本的估計，新《勞動法》實施后人工費用加上原材料上漲，僅僅這兩項企業就需要多增加80%的生產成本。

　　“形同割肉，我們深陷其中，卻無能為力。”華通機電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成文對《環球企業家》說。華通機電是國內最大的高、低壓電器、成套電氣、儀器儀表、電力變壓器等機電產品制造商之一，2007年銷售額是36.3億元，并有接近7000萬美元的出口。他隨手拿起桌子上的斷路器對記者說，“10年前的價格甚至比現在的還要高。”這意味著華通機電一年的利潤實際遠遠低于預期。在一次廣交會上，他看到一個蠟燭企業推出造型新穎的蠟燭，三顆蠟燭利潤就超過3美元，當時他感慨，相比之下，自己還處在利潤生死線上。

　　能夠制造出全球最具競爭力商品的溫州卻無法留住賴以生存的利潤，這看起來有些奇怪——這個中國制造的勃興之地在過去20年中已經成為全球最成功的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而現在卻有數以百計家工廠棄之而去。受困于高漲的成本、冷酷無情的低價競爭和日益嚴格的監管，這一傳統優勢制造中心在競爭中漸感吃力。新的勞動法加重的納稅負擔，以及更為嚴格的環保法規和日益走強的人民幣，這一切都在擠占在溫州占據絕對數量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內的利潤空間。

　　不僅如此，珠三角和長三角亦面臨同樣的困境，瑞士銀行在年初的一份報告中稱，今年可能是中國制造廠商的盈利能力終遭重創的開始。預言沒錯，在珠三角不少企業作出了同樣的選擇——部分廠商將永久停業，一些將搬遷到中國內陸，還有一些會遷出中國。而根據香港工業總會預計，珠三角地區的6萬至7萬家港資工廠中，今年將有10%停產，這一比率可能是20年來最高的。

　　跨國公司同樣感到了變化，一項由博思艾倫咨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及上海美國商會（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今年3月對中國境內66家外資制造企業的調查顯示，54%的受訪公司認為中國對比其他低成本國家正失去其競爭力。

　　價格戰的惡性循環

　　盡管如此，羅斌每天還是在工廠呆很長時間，跟手下的工人們一樣賣力干活。他住在樓上，樓下是一個二手車床，工人們就住在與車床一墻之隔的房間內。羅斌雖然年輕，但已經在這個行業積累了很多年，客戶在柳市鎮遍布。羅過去的經驗一直認為，在這里，只要質量好、有信用、價格足夠低，就不愁找不到買家，人們藉此生產同樣的東西，用近乎透明的價格和技術生產。

　　這種體制性弱點在眼下的溫州商業模式中愈發明顯，只是多數人對此視而不見——他們已經在類似的經濟模式的壓力下生活了20多年，是否需要創新產品和提升品牌，是否需要更好的創意和更合理的組織管理水平，幾乎被忽視了。

　　對羅斌們來說，觀察位于柳市鎮中心的正泰、德力西的一舉一動似乎是更重要的事情。在柳市方圓不到15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低壓電器企業超過3000個，大多都是正泰、德力西的供應商——從自動剝線機到電阻成型機，斷路器到電源開關，交流接觸器到繼電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當數千家競爭者生產同樣的產品，你如何樹立自己的競爭力，答案往往直接而無奈——足夠低的價格。

　　在羅的眼中，大佬們通常會成為搶食者。德力西似乎是當地并不受歡迎的企業，在過去的屢次行業性調價中，德力西總是扮演著背信棄義者——每當新一輪集體降價或提價開始，德力西總是逆向而動。在3月份剛剛進行的一次調價中，德力西再次充當了絞殺者——它甚至改變了以往只針對經銷商的降價策略，而直接讓利給終端。在很多競爭者看來，德力西的老板胡成中幾乎掐斷了所有人的后路——他宣布將通常占據市場大約20％份額的大漏電系列和觸電器再次降價8％。“這等于把我們逼迫到火山口上，如果算上經銷商的返點，我懷疑這樣的價格甚至連保本都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對《環球企業家》說。

　　浙江省電器行業協會秘書長胡里本曾試圖充當中間的利益仲裁者和調解人。這位已過天命之年的老人為此屢敗屢戰，他最后發現這么做是徒勞的——多數企業家相信賺錢是自己的天賦，與他人無關。“我記不清楚集體調價失敗過多少次了，桌面上達成的協議，到了桌下就成了一堆廢紙。”胡里本對《環球企業家》說。

　　這意味著溫州制造業正面臨著一種奇怪的現象：各種成本都在不斷上升，但銷售價格卻因為惡性競爭而不斷下降。事實上不僅在低壓電器行業，溫州其他代表性行業，如鞋和服裝，同樣如此。

　　林友平就是見證者。一年前，他在溫州火車站站前以每月4500元的價格租賃下40平方米的店面經營皮鞋生意，在看他看來，這里人潮涌動，應該是一個只賺不賠的買賣，但是在春節過后，他發現周圍的商家都開始打起折來，多數只有不到六折。在他的周圍盤亙著康奈、意爾康、吉爾達、奧康等品牌都在進行集體拋售，一雙平時在300元左右的鞋子，通常只賣150元。在超過4000家制鞋企業中，林的這個店面只不過是一條普普通通的小魚。“這些更低價格的鞋子很快讓我頂不住了。”林對《環球企業家》說。

　　唯一的好消息似乎是，這些低價鞋子對美的出口開始增長。受次貸危機影響，美國消費購買力下降，對檔次較高的鞋類產品需求量明顯下降。一份來自溫州檢驗檢疫局的鞋類出口報告顯示今年1-3月，溫州鞋類對美出口1654批，891.37萬雙，4087.39萬美金，同比批次、數量、金額分別上升63.6%、31.25%和31.95%。但其增長多以生產中低檔合成革鞋為主，而附加值較高的皮鞋則并無增長。但這似乎只是表面繁榮，因為溫州鞋對美出口增長，但價格卻同比下挫接近20%。

　　不難看出更大的隱憂已經開始出現——以生產中高檔鞋為主的珠三角地區的鞋類企業倒閉近千家，倒閉企業的客戶開始將訂單轉至溫州鞋企；由于環境不樂觀，部分溫州鞋類企業出于企業生存的需要不得不接受以前不愿接受的一些價位較低、利潤空間很少的美國客戶訂單；出于對人民幣升值的擔憂，一部分企業將交貨期未到的訂單提前交貨。

　　“整個服裝行業同樣都舉步維艱，困難最大的是僑貿服裝企業。”溫州服裝商會副秘書長鄭旭峰對《環球企業家》說。在溫州中小型服裝企業中，由于家族血緣關系濃厚，不少商人習慣自產自銷，通過遠在國外的華人華僑親屬推銷。這類企業通常企業規模很小，手工勞作，利潤微薄。僑貿的方式比較靈活，有利于小宗貨物貿易，但做服裝貿易的華僑，很多也是做服裝出身，對外貿服裝的成本計算很內行，往往會把面料、鈕扣和做工等成本算得一清二楚，然后再算給一些微薄的利潤，單件服裝的價格壓得很低。而且一般是先發貨后付款，碰上市場行情不好，拖欠貨款也時有發生。以人情為基礎的僑貿，其不規范性使得欠債賒賬成了企業主的一塊心病。

　　海洲服飾董事長李林鋒曾經有類似的痛苦經歷。去年春節的前兩天，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四處打電話催債，即使春節過后，還有60萬歐元的貨款無法到位，而這些貨款還是前年親戚朋友們欠下的。“一年比一年艱難。”溫州丑鴨工貿有限公司總經理潘躍說。在過去的幾個月，他的公司只有一半的貨款到。他坦言，“明年可能一半的應收款都不能到位，而且這種趨勢將持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