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態是一定社會發展時期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中的社會心境狀態，公眾對社會生活中影響自己的諸種權力有怎樣的心態呢？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對全國28個省市居民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區組織、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信訪機構、宗教組織等8種社會基本權力選項中，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新華網5月24日）

　　不由想起去年年底中青報的一個輿情調查：面對政令不通和地方權力的頻繁濫用，公眾越來越期待中央政府能祭出重拳。在4531名志愿受訪者中，85.9％的人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中央應加強“垂直管理”――85.9％的“垂直管理”期待，也是在表達“最信任中央權力”。

　　公眾最信任中央權力，首先表明這幾年中央權力在增進公眾福利、強化改革公平、整頓吏治腐敗上樹立了很高的權威：調控房價雖然屢次遭遇折扣，但起碼表達了一種姿態；環境保護雖然難見起色，但環保風暴起碼一直在刮；腐敗問題雖未根治，但中央起碼辦了一批“大老虎”；減免農業稅、義務教育免費等也給了弱勢群體許多實實在在的福利――這種信任，首先是對中央權力積極作為的一種肯定。但這種“信任”未必是真正的信任，可能更想通過這種態度表達一種不夠信任，即對“近在眼前”種種地方性權力的不夠信任：這種權力一方面與許多利益集團結成同盟與民爭利，另一方面為追求片面的政績和形象損害民生，對中央一個個政令打折扣。

　　人總是對得不到的東西保持一種“美好的想象”，筆者另一種憂慮是，“最信任中央權力”可能是公眾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現象的一種心理反應。因為每天得與身邊的種種地方性權力打交道，公眾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性權力的各種弊端，而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現實中與中央權力打交道較少，所以對這種“遠在天邊”的權力保持了美好的道德想象。其實在權力未受監督的制度語境中，“垂直權力”本質上與地方權力是同構的，鄭筱萸案也說明了這一點。

　　還有，“最信任中央權力”可能也是在“選項約束”下公眾一種“避免最差”的選擇，要么依賴地方保護，要么依賴中央保護，在權力危害的權衡對比中公眾只能選擇中央權力。其實如果有更多選擇的話，公眾會選擇依賴法治，在強勢的民權中自己保護自己，任何外在的保護其實都靠不住，只有自己才能保護自己。常有人評論說，中國老百姓是矛盾的，一方面反感權力，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依賴權力，他們常常會在受到一種權力侵害后，期待一種更高的權力來保護自己――我認為這是對中國百姓的誤解，老百姓其實不是不明白權力的危害，不是有權力依賴癥，只是既有的體制限制了他們的選擇空間，他們只能選擇依賴一種更高的權力去管住較低的權力、一個大官懲罰一個小官。

　　“最信任中央權力”是一種未必理性的社會選擇。在一個理性的市場社會中，民眾更多會選擇信任地方性權力，因為市場是一種分散性決策，市場決策得依靠各種地方性知識，地方會比中央更熟悉地方的資源情況和路徑選擇，所以經濟繁榮的社會，并非權力集中在中央手中，而是分散在地方手中。所以面對“最信任中央權力”的民意，中央政府不應迎合這種信任、重新收回對地方的分權，而應建立一種體制恢復公眾對地方性權力的信任，否則很容易陷入中國歷史中央與地方權力“放亂收死”的惡性怪圈中。怎樣的地方權力才會讓公眾信任呢？那就是受到民主制度約束的權力。公眾表達“最信任中央權力”，并非是想把自己置于中央權力的羽翼之下，而是期待中央能通過強化法治賦予公眾更多的權力，使民權能約束地方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