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3月開始，10名20歲出頭的湖南師范大學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和假期，開始了以井下礦工為調查對象的社會調查。

　　兩年中，他們走訪了湖南30多處煤礦，并3次下井調查，與數百名煤礦工人直接對話，最終形成了兩萬多字的調查報告——《湖南煤礦工人心理安全感的影響因素及提升策略》。今年兩會期間，該調查報告引起了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郝如玉的關注，并得到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總局李毅中局長的批示。

　　這些“80后”，大多有著在城里生活成長的經歷。然而，從他們身上折射出的當代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正在感動著更多的年輕人。

　　要錢還是要命？對礦工來說，答案其實很簡單

　　“干我們這行，死傷是難免的，只是多少、誰碰到了的問題。來礦里工作時間長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點兒煤，多掙點兒錢。”

　　湖南省常德市澧縣赤峰煤礦礦工肖志海告訴調查隊員，煤礦工人的生活中每年都有事故發生，大家都已經習慣了。

　　這位時年47歲的井下煤礦工人的一席話，給調查隊員留下很深的印象。這項調查的組織者之一曹渝說，很多人都在想：問題的成因是什么？

　　據悉，這些學生最開始形成調研的想法是源自報紙上很多關于礦難的報道。“我們看后心里特別難受，就想去了解這個群體。”

　　兩年中，他們共調查煤礦工人545人。

　　問卷反映出，大多數礦工的家庭人口在4個以上。一個已婚礦工要負責4個人的生活；未婚的礦工也需要攢錢建房、結婚、生子、供老。他們每天得在井下工作七八個小時，有的甚至在10個小時以上。其中一些人，在礦里上班之外，還得在家從事農業生產。

　　一個姓文的農民合同工，工作了12年后，發現患了三級矽肺病，最多只能活一年了。礦老板知道后提出“一刀切”，付1萬元返鄉費了事。“文伯被逼得沒辦法，除夕夜里拿著農藥去礦主家，以死相逼……”曹渝說，事實上，有很多礦工在礦難中致殘了，卻還要依靠挖煤維持生計。

　　調查顯示，處于這一群體中最底層的農民煤礦工每月工資一般只有千余元，幾乎沒有任何福利保障，可是在接受調查時，卻有相當一部分人對自己的狀況感到滿意。

　　其中，錢是誘因：在一些煤礦，工人采煤有可能拿到2000元或者更高一點的工資。這和一些務農的家庭大半年甚至一年的收入相當。因此，很多人都把自己當成賺錢的工具。讓工人感到壓力最大的是礦難，這一方面意味著工友的離世，另一方面也意味著煤礦停產，收入減少。

　　湖南瀏陽澄潭江衛星煤礦工人陳湘平直言來煤礦打工完全是因為生活所迫：他家里有兩個孩子，大的在外打工，小的在讀大學，一年開支要1萬多元。加上家里蓋房子，欠了一屁股債。

　　“這里每個月能掙一兩千元，挖煤賺錢比務農來得快。”陳說，工人們也都怕死，但就算井下瓦斯量大，干不干活兒也得聽領導的。井下發生火災是經常的，只不過搶救及時，都撲滅了，才沒有釀成事故。

　　“要錢還是要命？對礦工來說，這個看似兩難的選擇，答案其實很簡單。”曹渝告訴記者，礦工和家屬對生命的漠視讓他們很震驚，在許多地方，一家人中好幾個甚至全部在煤礦打工的事情比比皆是。他們調查的工人中，年齡最大的60多歲，最小的只有16歲。

　　參與調查的白卓靈介紹，她曾走到一戶人家，家中70歲的老奶奶在交談中透露，自己原來有3個兒子，前幾年第二個兒子在村上的煤礦上班時窒息死亡。之后，大兒子因為背負債務，壓力太大，整天以酒消愁，已經患上酒精中毒。小兒子要贍養老母親、撫養二哥的兒子，甚至還要扶助大哥，至今連媳婦都沒娶上。

　　實際上，多數礦工對于安全狀況并非不在意，而是無可奈何。

　　澧縣赤峰煤礦礦工肖志海承認，他對電視里有關煤礦事故的報道很關注，每次下井都忐忑不安，不曉得還能不能上來。“擔心害怕有什么用，越想思想負擔越重，所以不想了，過一天算一天。”

　　有些煤礦工人“摁手印”領工資

　　家庭經濟壓力和相對可觀的收入，并不是多數礦工從事這一職業的全部原因。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礦工的職業技能低下，就業困難。從事簡單的挖煤工作，是謀生的必然選擇。

　　以煤礦工人陳湘平為例，43歲的他只有小學文化，并且沒有像木工、瓦匠、漆工之類的專業技能，“一輩子種田，現在只能賣個勞力，而挖煤只要有力氣就行”。

　　陳湘平還不是偶然的例子。調查顯示，82％的煤礦工人文化水平在高中以下，62％的煤礦工人沒有任何職業技能，48％的煤礦工人因為沒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迫于生計不得不到煤礦做工。“對于煤礦工人來說，貧窮比危險更可怕。”

　　而調查中有些煤礦工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領工資時還是采用傳統的“摁手印”方式。許多礦工的語言表達能力低下，每天的生活就是挖煤睡覺。

　　最初到澧縣調查時，曹渝等大學生發現：工人根本看不懂調查問卷。當被問到如“你坐在電影院是否會感到害怕”、“你坐在飛馳的小轎車里是不是會感到害怕”這樣的問題時，礦工通常會反問學生們“電影院是什么？”“小轎車是什么？”

　　溝通非常困難，填一份調查問卷一般要花上半個多小時。參與調查的大學生意識到，問卷上的大部分問題，對于整天埋頭于煤炭世界的礦工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他們不清楚問題的含義。

　　這讓學生們開始改變方式，他們拋開了原來的問卷，改為一對一的訪談，并“跟隨礦工上下班，插空訪談”，把原來的“心理學術用語”改為最通俗的大白話。

　　他們發現：煤礦工人的文化程度對安全感有著重要的影響。他們把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礦工組和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礦工組作對比后發現：文化程度高的工人的安全感明顯好于文化程度低的工人。文化程度越低，對問題的認識能力越有限，對其進行安全培訓難度越大，培訓效果越差，安全意識就越難深入其心。

　　而學生們在調查中發現，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礦工占了82.7％，高中以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了27.3％，其中大專或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僅占5．4％。煤礦工人的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對礦工的心理安全感產生了重要的負面影響。

　　煤礦企業兩極分化嚴重

　　許多調查隊員在快要結束時都不約而同地對一個現象進行了思考：為什么同是一個地域的人，有人的財產有千百萬元，住洋樓開小車，而大部分人的經濟條件卻依然沒什么明顯的改善？礦區不但沒有因為煤炭帶來的財富興旺繁榮起來，反而變得環境越來越差，植被破壞、耕地受損、空氣污染、廢棄的煤矸石堆積如山。

　　這給隊員陳蕭帶來的思考是：一是資源開采造成貧富懸殊；二是礦區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觸目驚心，煤炭開采殆盡后，礦工和他們的家屬仍將面臨生活困境。

　　大學生們發現，煤礦企業內部收入兩極分化十分嚴重。私有煤礦老板年收入都是幾十萬、上百萬元，甚至更高；部分煤礦企業的管理人員月收入達到3000元~4000元；而一個承擔生命風險的煤礦工人的月收入大多在1000元~2000元之間。

　　寧鄉縣某國有煤礦工人胡明說，挖煤的按照挖煤量計算收入，每車可提成15元，優質煤17元~25元。“每個月平均1000多元，好的時候有2000元。”

　　胡明說，礦里的管理干部少說每個月三四千元，過節有補助，年底還有分紅，平時有車接送。算起來井下的工人要養三四個不做事的（管理干部）。“企業的收入是我們直接創造的，憑什么我們天天下井的比那些不下井的領導少掙這么多？”胡明忿忿地說。

　　調查中陳蕭發現，52.6％的礦工認為煤礦企業分配不公平。這種強烈的相對被剝奪感影響了工作的積極性，也不利于煤礦企業內部的安全穩定。即使在一個家族里，矛盾也清晰可見。

　　他們曾在瀏陽調查了3天，一個女孩的父親，50歲出頭，每天晚上7時拎著礦燈上班，第二天早上7時從井下出來。每天能掙四五十元就不錯了，而當煤礦老板的叔叔，卻帶著兩個兒女，安逸地住在礦區外新建的四層洋樓里。

　　但煤礦的領導也有一肚子苦水。調查中一位負責人一臉憂愁，他的苦惱是——這個礦已經開了30多年，10年后采完了就沒的采了，該怎么辦？

　　一座年產量4萬噸煤的煤礦的副礦長楊某說，工人往往不知曉生產的責任和投資的成本。他們幾個老板每年要交20多萬元的稅，還要負責抽水、通風、木料、石料、炸藥、機械等成本。

　　楊副礦長稱，他最擔心工人想不通，玩命、鬧事。有些煤礦工人書讀得少，有矛盾總是拼命。上個月，老板剛買的奧迪車就被人劃了，其他幾個礦長也提心吊膽，“搞不好哪天車就被人砸了。”

　　曹渝等在調查報告中寫道：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仇恨或仇視心理，甚至他們的敵視和仇視也可能擴散。因此，嚴重的收入差距會造成煤礦生產環境的不安全。

　　更讓他們關注的是，煤礦企業勞資關系問題嚴重，煤礦工人權利保障難。由于在社會轉型、企業改制中，原有的利益平衡格局被打破，部分煤礦企業利用優勢資本地位，濫用權力，規避責任，致使煤礦企業中，勞資沖突嚴重。

　　接受調查的礦工中，有72％的沒有簽訂勞動合同，53％的工人沒有加班費，47％的沒有辦理社會保險和工傷保險，其中89％的農民合同工沒有辦理社會保險和工傷保險。一線煤礦工人中農民合同工占87％，但企業內部正式職工與農民合同工的待遇差異很大。同時，很多企業采用“隔月工資制度”，套牢農民工，保證企業工源。這些違法現象的長期存在，將煤礦工人置于一種艱難的處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