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ＯＫ版權費的紛爭，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政府行政協調能力都是一次考驗，它涉及社會公眾利益與著作權權利人利益的平衡

    ●如何科學合理地制定卡拉ＯＫ版權費標準，怎樣保障版權費的分配公開透明，這不是一紙公告就能解決的，需要權利人、使用者、消費者充分溝通、平等協商

    ●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知識產權的濫用，這二者不可偏廢

    圣誕連著元旦，Ｋ歌行情看漲，滬上各大卡拉ＯＫ商家迎來旺季。

１２月２７日晚，滬上一家大型卡拉ＯＫ場所門前車水馬龍。（記者　周寅杰　攝）

    １２月２６日，晚上近１０點，位于復興公園的知名ＫＴＶ場所“錢柜”依然繁忙，１００多個包房幾乎全滿。服務員還在不斷地領進客人。３樓收銀處，六七名服務員忙得不亦樂乎，有的干脆坐在地上，清理著大堆賬單，幾臺計費機“吱、吱”作響，吐出長長的賬單。

    樂不思歸的飆歌者、暈頭轉向的服務生，卻沒有察覺，一場圍繞卡拉ＯＫ版權使用費的紛爭，正在這個冬季逐漸升溫。

    １１月９日，國家版權局發布卡拉ＯＫ經營行業版權使用費標準：卡拉ＯＫ經營行業以經營場所的包房為單位，支付音樂作品、音樂電視作品版權使用費，基本標準為１２元?包房?天。

    公告稱，這一標準是由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與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上報的，已廣泛征求社會意見并進行了修改。

    短短數百字的公告引起社會強烈反響，媒體報道中用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抵制”。

    就在各地娛樂行業協會對該標準普遍抵觸時，１２月２３日，中國音像協會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備組負責人王化鵬稱：“按照權利人的委托，我們將從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開始收費。”這一表態，加重了本已濃郁的“硝煙”。

    收費時刻臨近，各方利益人的面目依然撲朔迷離。

    誰來收？

    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仍在籌備，收費主體引發爭議

    從國家版權局公告看，收費主體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和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

    問題就出在“籌”字上。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副秘書長朱南說，只有當該協會走完籌備程序，才能確立其收費主體的地位。“我們迫切希望，正在籌備中的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盡快完成必要的法律程序”。

    滬上知名卡拉ＯＫ經營企業“好樂迪”的負責人說得更直接：“我就是把版權使用費給你，你能給我正式發票嗎？合法資質還沒拿到，怎么能收費呢？就像我們企業一樣，沒拿到營業執照就不能經營，否則就是違法嘛！”

    不過，國家版權局公告指出，在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沒有完成社團登記程序之前，音像權利人已經委托，將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管理的權利暫由中國音像協會代為行使。

    問題又來了。一名娛樂行業協會的負責人稱：“假如中國音像協會具備收費資格，又何必再去籌建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自相矛盾！”

    對于收費主體的疑慮，上海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陶鑫良認為“不無道理”。他介紹，目前爭議涉及的卡拉ＯＫ版權使用費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代表詞曲作者收取的版權使用費，另一部分是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籌）代表影視作品著作權人收取的版權使用費。“作為卡拉ＯＫ經營者，無疑希望一攬子付費，不能今天來張三，明天來李四，無所適從”。

    陶鑫良認為，這場紛爭對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政府行政協調能力都是一次考驗。即便中國音像集體管理協會走完法律程序可以收費了，依然不能解決這樣的問題：該協會會員，并不涵蓋卡拉ＯＫ使用作品的所有著作權人，該協會只能代表其會員行使相關權利。“這是世界著作權制度面臨的共性問題。”

    對于陶鑫良提出的“世界性難題”，上海市版權局版權管理處處長武幼章說，他也曾向一些歐美國家的相關人士咨詢，沒有得到很好的答案。“按我的理解，這些國家未參加相關組織的著作權人很少，不大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的集體管理組織運作日趨成熟，越來越多的著作權人參加進來，其代表性就會不斷提高”。

    武幼章說，“誰來收”不是問題，按照《著作權集體管理條例》，肯定是相應的集體管理組織來收。卡拉ＯＫ經營者不用擔心多頭收費，應該會有某個組織作為代表進行收費。

    收多少？

    哪怕是“低起步”，也應先收起來，逐年遞增

    國家版權局提出的版權使用費基本標準為１２元/包房/天，而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提出１元/包房/天，差距甚大。有人甚至用“瞎胡鬧”來形容這個交費標準，認為他們“太隨意”，“簡直把著作權人當乞丐了”。

    但上海有關方面堅稱，“１元標準”有根有據。

    據“好樂迪”有關負責人介紹，早在２００１年，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就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簽訂了有關版權使用費的備忘錄。商定版權使用費采取分段收費方式，即分為２０個包房以下、２０—５０個包房、５０—８０個包房、８０個包房以上四個檔次。同時規定，版權使用費每年遞增３０％。以“８０個包房以上”檔次的為例，第一年交納６０００元，到今年就要交納２２２７８元。折算下來，版權使用費是０．７８元?包房?天。

    畫面部分怎么算？這位負責人說。首先，卡拉ＯＫ本身就是“詞曲為主、畫面為輔”，以前法院的相關判例就體現了這一原則，消費者本來是來唱歌的；其次，有些畫面并無版權，比如，有些是歌星演出畫面，有些是與歌曲內容無關的風景等。這就是上海提出的１元?包房?天的依據。“一個卡拉ＯＫ經營企業有幾萬首歌，是否每首歌的畫面都具有版權，不可能逐一鑒定，只能模糊處理。”

    一些消費者對１２元標準也有微詞。“影響最大的還是消費者。卡拉ＯＫ本來價格不菲，這樣一來更貴了。”經常Ｋ歌的小劉抱怨。她的同事小黃也表示，如果一下子提高這么多，肯定不會經常去了。“版權費應該收，但不應該全部轉嫁到消費者頭上”。

    陶鑫良認為，版權使用費最終還是會轉移到消費者頭上，這涉及社會公眾利益與權利人利益的平衡。

    武幼章說，國家版權局公告的標準是個上限，各地在執行中還可以協商。２００１年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商定的價格比音著協公布的標準低得多，主要考慮，“收與不收”比“收多收少”的問題更重要。開始的時候“低起步”，然后逐年遞增。這樣的思路能不能在這次協商中體現呢？

    其實，對“收與不收”這個原則性問題，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以及卡拉ＯＫ經營企業并無異議。“爭論歸爭論，著作權人的利益必須保護。”朱南說，目前正向各成員企業收取２００６年度版權使用費，已經有數十家企業交納。

    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成立于１９９６年，是全國第一家，在各縣區設立了辦事處，擁有健全的工作網絡。武幼章介紹，２００１年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簽訂的版權使用費備忘錄，在全國也是第一家，當時是一個創舉。

    怎么收？

    不是政府行政行為，各方是平等的民事主體，協商是最好途徑

    顯然，讓權利人到卡拉ＯＫ經營企業一一上門收取版權使用費，或者像以前那樣，通過訴訟來保護著作權人利益，成本很高，效率很低。上海采取的“協會對協會”協商解決的辦法，效果比較好。

    “協商”，是各方反復提及的一個詞。“權利人、使用人、消費者三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怎么收、收多少，應該大家坐下來談。”朱南對這種“強制性”做法感到“很遺憾”。

    這一點，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此前說得很清楚：卡拉ＯＫ版權費不是政府行政行為，它是權利人和使用者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

    其實，上海市文化娛樂行業協會對收費標準也不全是抵制。該協會卡拉ＯＫ專業委員會在協會網站上發表看法的第一條就是“對版權局在上海開展卡拉ＯＫ版權使用費收費活動試點表示贊同和支持”。同時表示，在上海試點基礎較好，相信通過試點一定會使收費工作取得有益的實踐經驗。對于收費標準，上海某大型卡拉ＯＫ經營企業的負責人表示，他們也未必“死咬住１元標準不放”，但還是要“平等協商”。

    “版權使用費不是行政性收費，雙方可以談判，可以討價還價。協商的結果未必雙方都很滿意，但應該是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武幼章認為，到目前為止，真正意義上的協商還沒有開始。

    還有一個技術性問題：按照歌曲點擊率、包房或面積收費，哪一種更合理？“卡拉ＯＫ企業都知道，使用他人作品就應當給錢，但是，版權使用費應該在企業可以承受的范圍內，計費方法要科學，而且，收上去的錢是怎么分配使用的，也應當公開透明。”朱南認為，按照點擊率收費比較科學，體現了分配的“合理公平”原則。

    陶鑫良認為，目前的各種計費方法“各有長短，利弊互現”。有關部門要進行科學論證和合理估算，還應進行相應的聽證程序，目前的決定“顯得過于匆忙”，缺乏有說服力的依據。他自己的感覺，１元標準少了點，１２元標準多了點。“但是，結論的得出應該是在調查的末尾，而不是開頭”。

    專家指出，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同時，要防止另一種傾向，就是知識產權的濫用，這二者不可偏廢。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１２月２８日，有報道稱，廣州卡拉ＯＫ版權費擬春節后開收，由某數碼公司授權“代收”。如果真是這樣，事情就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了。(記者　汪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