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諱言，近來政府與公眾的關系并不十分和諧，公眾對某些部門和地方政府出臺的政策，往往帶有抵觸情緒。因為這些政策中透著一股“個別人生病全民吃藥”的懶政思維，而且這種管制取向，在公共政策中有泛濫的趨勢。

　　比如說博客實名制，在博客發表不負責任的偏激言論或者文章侵權，這純粹是個別人、個別博客所為。個別人生病了，有關部門卻準備推行“博客實名制”，把管制矛頭指向全民讓全民吃藥。比如說廣州全面封殺電動自行車，電動自行車只是在個別時間、個別路段造成了交通擁堵之類問題，有關部門卻一刀切地全面禁止電動自行車。比如手機實名制，以手機短信的方式匿名詐騙純粹是少數人的行為，有關部門卻準備讓全民承擔反詐騙的成本，全面推行手機實名制。還有散見于各地的全城禁網吧、全城禁摩等等，不一而足。

　　個別人“生病”了，公共政策如何應對？不能任由公共部門隨便出臺一個應對措施，而是要有起碼的規制程序和政策理性，那就是首先窮盡既有的制度安排，看能否治這種“病”，出現這種“病”是否緣于既有制度的管理不到位。如果確實是既有制度的不足，才能考慮增加新的監管環節或設置新的管制措施。就拿博客上有個別人胡言亂語來說，相關部門首先要考慮的是，依靠現在的網絡和博客管理制度，能不能管住胡言亂語。如果可以，強化監管部門的責任，把既有制度落實到位就行；如果不行，才能考慮對博客設置新的限制。

　　當然，設置新的限制，也不能隨意選擇“讓全民吃藥”這種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因為僅僅是個別人“生病”，應盡量提高制度打擊的精準性，對癥下藥，把監管制度指向“個別人”，減少管制制度的波及范圍。比如對電動自行車的治理，應盡可能地指向那些有問題的電動自行車；對網吧的治理，應盡可能打擊那些問題網吧，不能讓無辜者承擔管制的代價。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這樣才能提高管理的效率，個別人生病讓全民吃藥，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全民假想為管制對象，會稀釋了管理的針對性而使制度效率非常低。更重要的是制度代價和政策成本方面的考慮，如果出了問題就隨便設置新的管制措施，那會極大地增加公眾的成本。要知道，公共部門每設置一個新的監管環節，公眾的生活就會增加新的成本；如果監管缺乏制度精準性，全民就得為個別“生病”的人承擔起高額的成本——咱從來是在博客上循規蹈矩的良民，憑什么讓我吃藥、讓我承擔實名的成本？

　　顯然，我們許多部門缺乏這種公共理性，管制邏輯極其簡單、弱智：由于有貪官在銀行存有大量來源不明的錢財，于是對全民實行銀行實名制；由于有人在博客上發表不負責任的偏激言論，于是對全民實行博客實名制。

　　如此治理邏輯，首先緣于某些部門的懶政。“個別人出了問題讓全民吃藥”，往往是諸種政策選擇中最簡單的方法，易于想到、便于管理又容易讓上級迅速看到治理效果，根本不需要什么管理技藝或治理智慧。雖然“全民吃藥”的成本很高，但那些成本由老百姓承擔，管理者不會增加半點成本。因為管理部門無須為監管制度承擔成本，所以一旦出了問題，這些部門從來不會反思自己的管理是否到位和盡責了，不會反求諸己，而是總覺得對老百姓管得還不夠多、管制措施還不夠全面有力，動輒還會增加新的管制措施——管制層層加碼的極端表現，就是“全面封殺”。

　　如此治理邏輯，還緣于一種公權力凌駕于私權利之上的傲慢。法律觀念有公法觀念與私法觀念之分。公法觀念認為，政府和法律應凌駕于社會和人民之上，國家利益應絕對優于一切個人利益，這個理念強調法律對人民的“管理”。而私法觀念則認為，政府和法律之所以存在，目的在于保護人民的私權，人民的私權不可侵犯。正因為許多部門有著根深蒂固的公法觀念，他們并不認為讓全民“吃藥”是侵犯了公民的私權利，并不認為讓公民實名注冊博客涉及什么隱私，甚至在潛意識里認為，公民在國家權力面前不應該有什么隱私，或者公民那點隱私相對于“政府的管理目標”只是屁大的、可忽略不計的權利。如此，他們才會動輒理直氣壯地拋出“全民吃藥”的政策，挾他們“說是就是、說不是就不是”的權力以令天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