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黃金周，江蘇省某縣級市的公務員小黃(化名)去鄰近一個地級市旅游，順便看望在該市某局任局長的專車司機的叔叔老黃(化名)。小黃待了兩天，老黃都忙得早出晚歸，他竟沒能和叔叔說上幾句話。老黃感慨道：公車，就是“用公款購買的私車”(10月25日《中國青年報》)。

　　請看老黃的黃金周日程表：10月1日，局長朋友的兒子結婚，接送新人。2日，把局長公子一家三口送到機場，然后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父母來該市過節。3號，陪局長夫婦及其父母到城里購物，陪局長各處送禮。4日，到鄰近城市接局長的妹妹一家到局長家，繼續陪局長送禮。5日，送局長妹妹一家回家。6日，到機場接旅游歸來的局長公子一家。7日，送局長父母回老家，回來后送局長去酒店，再把喝醉的局長送回家。

　　七天里，公車用來干的除了局長自己的私事，就是局長親屬與朋友的私事，怪不得老黃堅定地認為，“公車就是用公款購買的私車”。其實，老黃的經歷不是個例，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媒體早就披露，公車公用占三分之一，領導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機私用占三分之一。照老黃的例子看來，公用占三分之一也是被高估了。

　　公車成了“用公款購買的私車”，體制、制度上的不完善是主要原因。學者焦建國曾撰文稱，公車等職務消費是一個模糊的“灰箱”。在這個“灰箱”內，既有公務人員履行公務必須的消費，也有履行公務需要，但不需要那么多或那么奢侈的過度消費，還有利用職務之便或假借履行公務用于滿足個人需要的個人消費。

　　“灰箱”不破，公車永遠是“用公款購買的私車”，寄生于此的腐敗就難以消除。筆者以為，不妨嘗試公務消費貨幣化。具體講，就是按照公共財政體制的要求，科學合理地核定職務消費標準，將職務消費納入制度化、法制化、貨幣化的軌道，依靠完善的財政、審計、紀檢的監控，實現“陽光下的消費”。